郵政郵費上漲是促改革還是另有隱情？

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、國家郵政局日前聯合發出通知，決定自6月15日起，上調信函、明信片業務資費。由于十多年來，郵政系統為了打破機構臃腫、效率低下、經營困難等困局，改革動作和力度固然不小，如實行政企分開，將監管部門和業務部門分家，郵政分業經營，機構調整、減員增效等，但是，比所有這些改革措施更頻繁、更激烈的手段，仍然是漲價。難道，郵政行業改革的同時，資費上調的步伐仍需這么頻密、幅度仍需如此猛烈嗎？
　　調價是與國際接軌還是飲鴆止渴？
　　從外國郵政改革的效果看，那些積極打破郵政壟斷、在郵政業內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國家的郵政運行效率最高，效益最好。而市場化改革滯后的國家，如美國、日本等國的郵政反而陷入了經營困境?？扛偁幎皇强勘Ｗo來發展郵政，已成為國際潮流。
　　1990年虧損達4億歐元的德國郵政，通過管理層積極改革和業務重組，通過裁減冗員等措施有效降低成本，在實現盈利的情況下成功上市，然后通過購并等將業務擴展到速遞、物流、采購等領域，如今已成長為年利潤30億歐元，可以挑戰UPS、聯邦快遞等巨頭的跨國公司。
　　看來，一些西方國家郵政改革的成功，并不是依靠頻繁地上調資費換取的，相反，是在大力加強自身改革、切實有效地降低成本，并適應信息化時代要求，大力推廣應用技術創新成果，全力拓展新興業務等多方面措施綜合努力下才取得成功的。
　　郵政資費不斷大幅上調的時候，也正是我國包括民航、鐵路及其他各類快遞公司業務飛速成長的時候。在業務網絡覆蓋沒有明顯增加、總體服務水平沒有顯著提高的情況下，郵政資費卻一路飆升，本來就日漸萎縮的信函等郵政主體業務量，會不會雪上加霜？
　　改革開放以來郵政資費調整歷程
　　自建國初到1990年的40多年里，我國的郵政資費幾乎沒有變動過。而從1990年至今的16年里，郵政資費調整的步伐則一直沒有停止，算上這一次，較大規模的上調先后有六次。
　　第一次在1990年，國務院批準對國內郵政及其他相應業務資費進行上調，郵政總體資費水平較調整前上漲150％；
　　第二次在1996年12月1日，郵政資費再次上調，總體水平又較調整前上漲150％；
　　第三次則是在1999年3月1日，國家郵政局又一次上調資費標準，本埠信函較以前上漲40％，達每件（100克內，下同）0.60元，外埠上漲60％，達每件0.80元，明信片資費上漲50％，掛號費上漲100％；
　　第四次，2004年1月1日起，國家郵政局將國內郵件掛號費從2元調為3元，據稱是參照了萬國郵聯測算的全球掛號函件國內處理費成本（每件5.5元）；
　　第五次始于今年1月1日，中國郵政又對國內印刷品郵資上調，漲幅最高達30％。
　　而最新的這一次調整，漲幅又超過30％。
　　回顧十多年來郵政資費調整歷程，可以看出幾大特點：
　　一是國內業務資費節節攀升，國際業務資費則步步下調。2000年7月1日，中國郵政全面下調國際郵政特快專遞業務EMS資費標準和寄往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泰國、印度尼西亞、越南和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航空和水陸路郵政包裹資費標準，國際郵政特快專遞業務資費平均降幅為10％，其中寄往澳大利亞、新西蘭等國家的資費降幅達20％以上，郵政包裹資費平均降幅約為30％。2004年1月1日起，國家郵政局又一次對部分國際業務資費下調，調整后國際信函總體資費水平下降5％-8％，部分區域資費降幅達到30％。
　　二是非競爭性業務漲幅超過競爭性業務，主體業務資費漲幅又超過附加業務。應該說，與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信函業務，資費上漲得比郵政儲蓄、EMS、物流、郵票、報刊發行等要快；盡管掛號費等附加業務資費一再翻番，但是相比起普通信函、印刷品等主體業務而言，仍然是小巫見大巫。
　　三是上調時間間隔越來越短：從第一次上調到第二次間隔6年，第二次到第三次則3年不到，第四次到第五次僅間隔了2年，而年初到現在的這次僅僅過了幾個月。
　　四是每次上調幅度都遠遠超過同期通貨膨脹率、消費品價格上漲速度和城鄉居民年收入增長速度，比起鐵路、民航、快遞公司等業務資費上漲速度，郵政資費漲幅更是遙遙領先。經過這一輪上調，郵政資費總體上是1990年首次調整前的15到20倍，眾所周知，無論是通貨膨脹指數、消費品可比價格還是居民年收入以及相關行業資費，相比1990年都不可能達到如此比例。
　　五是每一次資費調整方案事前都未經過征求民意、價格聽證等程序，都是由郵政系統與價格主管部門聯手突擊、公布了事。
　　上漲促改革還是改革促上漲？
　　據媒體報道，早在2004年，我國郵政就已實現贏利，此前一年，國家財政已停止對其補貼。在此情況下，國家價格主管部門仍然批準中國郵政頻頻上調資費標準，所謂“緩解郵政行業經營困難”的目的，還站得住腳嗎？
　　難道，國家批準郵政改革的惟一目的就是“斷奶”、贏利嗎？更何況，郵政行業總體上已經實現贏利。就算答案是肯定的，從“理順郵政資費結構”考慮，包括普通信函在內的郵政主體業務，不僅僅承擔著為企業盈利的功能，還擔負著千百年來一直延續至今的交流融通等社會公益功能，關乎到每一個老百姓的切身利益，物價主管部門是否應該從公共利益角度出發，抑制其過猛過快的增幅呢？
　　而且，通過郵政儲蓄、EMS、物流等業務的盈利，來彌補信函等擔負公益功能的業務虧損，既是國外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，也是我國目前改革的著力點和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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